任興洲回顧了改革開放36年來的經濟軌跡,“在經歷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差不多經過了四年左右的調整,非典后,又迎來了新一輪增長的高峰。”任興洲表示,從2012年開始,由于多重因素相疊加,隨后整體經濟下行。到了2013年7月,為防止經濟形勢的持續下滑,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的穩增長措施,使得后續經濟逐漸回穩。
不久前結束的2014年“兩會”,讓大家通過多種渠道對宏觀經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任興洲結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總體工作會議報告中“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評價,分析本屆政府“穩中求進”的冷靜態度。2014年的宏觀走勢,呈現出“三期”疊加的階段性特征,即經濟增速的換檔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和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任興洲介紹,國務院發展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近幾年來對全世界幾十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發展規律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包括美國、日本等很多發達國家及地區在內,當國內人均GDP達到11700國際元后,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就會發生結構性變化。據此,任興洲深入剖析中國經濟高增長階段無法持續的背后動力結構的變化。第一,改革和制度變革的紅利在在逐步削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也是“為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增加一把火’”。第二,土地紅利的式微。第三,以“廉價勞動力”為顯著標志的人口紅利的喪失。第四,環境紅利亦隨著單位GDP能源消耗總量在2020年前應降20%的目標,與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任興洲表示,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使得中央政策從“調整結構”導向轉變為“刺激經濟”導向,導致了現階段產能全面過剩的因素。加之4萬億政策深入落實形成的許多新政策消化時期,2014年被公認為是經濟結構新一輪調整的陣痛期。經濟增長從高速“換檔”為“中高速”,這種發展趨勢與國際形勢相適應。目前,三大經濟體并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發達國家大搞量化寬松政策所產生的大規模資本流入,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穩步增長也帶來了一些不穩定因素。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格局的進一步激化,給我國的制造業帶來深刻影響。
機遇與挑戰并存。作為三中全會改革的第一年,任興洲認為2014年將有大量的改革紅利被釋放,經濟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將有巨大的潛力。而作為“三大馬車”中跑得比較穩健的消費,任興洲從奢侈品消費和旅游高峰期的到來總結出,中國老百姓的消費水平并不差,引導這種消費,使它相對平穩的較快增長,是全行業的企業家們共同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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